一
武则天驯狮子骢事的史料来源及其可信度
《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向来被视作“信史”,备受历代学者的推崇,司马光在历史上也获得了“良史”的美誉。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通鉴》其实也存在着一些疏漏失误和以讹传讹之处,甚至还在叙事中融入了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笔者认为,广为人们所熟知的武则天驯狮子骢的记载,就有可能是《通鉴》误收的一则虚构故事。据《资治通鉴》卷 206则天后久视元年(700)正月戊寅条载: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 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曰:“顼在朕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顼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由于这是一条武则天晚年自述性质的史料,所以后世史家对其真实性大多深信不疑。其实,这条史料的可疑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为此,笔者拟从史料来源和史料叙事方式两个方面辨析其可信度。
(一) 史料的来源
从这条史料的来源上来看,此事除《通鉴》外,不见载于现存的正史新、旧《唐书》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史籍。司马光在修撰《通鉴》的过程中,以取材广泛而著称,尤其是在隋唐部分,史料价值甚至超过正史。根据张煦侯的研究,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共10类。然而,关于武则天驯狮子骢事除《通鉴》外,只见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6《师子骢》条的记载:
唐太宗末年,谶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杀李君羡,过矣。则天当时特一宫嫔,诚无可疑之迹,然史载太宗有骏马曰“师子骢”,极猛悍,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尔。”由此观之,其英烈猛厉之气,亦自发露,特太宗不之觉耳。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
罗大经约生活在宋宁宗至宋理宗在位时期,大致时间为1195—1264年,比司马光(1019—1086)至少要晚1个多世纪。雷家骥误以为《通鉴》所记武则天驯狮子骢事采自该书，其实正好相反,应该是罗大经引用了《通鉴》之说。罗书所言的“史载”,应该是就《通鉴》而言,罗书所谓“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正是在总结了《通鉴》所载武则天以驯狮子骢事怒斥吉顼以及后来在树立个人权威的过程中对付政敌、打击对手、震慑和控驭大臣的种种手段后得出的结论。
从《通鉴》的记载来看,此事的起因是女皇武则天的心腹、宰相吉顼与武则天之侄武懿宗争赵州退敌之功。 司马光在编纂《通鉴》时,曾经大量参考新、旧《唐书》的内容。有学者统计,《通鉴考异》唐纪部分共有1476个条目,其中独采正史之说的有237条,与他书参取者 244条,约占全部条目的1/3。而对于新、旧《唐书》的处理,则是重《旧唐书》 (下文简称《旧书》)胜于《新唐书》 (下文简称《新书》)。但在新、旧《唐书》的《吉顼本传》中,均记载有吉顼因与武懿宗争功而遭贬谪之事,却唯独没有提到武则天自述驯狮子骢以训斥吉顼事。 如《旧唐书·吉顼传》:
圣历二年腊月,迁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初,则天以顼干辩有口才,伟仪质,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 及与武懿宗争赵州功于殿中,懿宗短小俯偻,顼声气凌厉,下视懿宗,尝不相假。则天以为:“卑我诸武于我前,其可倚与!” 其年十月,以弟作伪官,贬琰川尉,后改安固尉。寻卒。
《新唐书·吉顼传》:
圣历二年,进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为刺史时,武懿宗讨契丹,退保相州。 后争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偻,顼严语侵之,无所容假。 后怒曰:“我在,乃藉诸武,它日安可保?”衔之……明年,顼坐弟冒伪官贬琰川尉……寻徙始丰尉,客江都,卒。
显然《通鉴》所记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应另有所本。
还有学者注意到,司马光在编纂《通鉴·唐纪》部分时,是以唐代各朝实录为基础再编排其他各种史料的。他在写给范祖禹(字梦得)的信中说:“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迄……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 的确,在《通鉴考异》唐纪部分所征引的《实录》内容也大大超过正史。 但是,《通鉴》的这段关于武则天驯狮子骢事记载显然不是来自《实录》,因为司马光在吉顼贬安固尉条下作有《考异》说:“《实录》但云坐事贬流。《佥载》 《新书》皆云贬琰川尉。 今从《御史台记》”，也就是说《通鉴》在记载该事时,采用了《御史台记》的记载。
《御史台记》 为唐人韩琬所著。 韩琬,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唐高宗到唐玄宗开元年间(649—741)。据《新唐书·韩思彦附琬传》载:“琬字茂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检。 有姻劝举茂才……擢第,又举文艺优长、贤良方正,连中。 拜监察御史……开元中,迁殿中侍御史,坐事贬官,卒。” 清人徐松在《登科记考》卷 4 中,将韩琬应文艺优长科系于武周天册万岁二年(696)，应贤良方正科系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但却漏收了他举茂才擢第事。 按:茂才,即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后世遂相沿作秀才之别称。秀才为隋唐时科举科目之一,约设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以后,唐初沿设此科。但因该科等第最高,取士亦难,所以自贞观时已渐衰落,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停废。唐人苏鄂称:“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徐松也认为:“永徽后,所谓秀才者,即进士科也。” 从韩琬生活的年代来看,他也不可能应茂才科,只能是举进士第。所以韩琬应属于年份待考之进士。《御史台记》共12卷,记载了唐初至开元五年(717)间御史台诸官姓名、行事及官制沿革故实等内容。虽然该书已佚,不过在《太平广记》等古籍中收有大量佚文。 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的研究,编纂于盛唐至中唐间的《国史》 (唐书)曾依据《御史台记》作列传,而《旧唐书·酷吏传》又原样照搬《国史》,《新唐书·酷吏传》基本沿袭了旧传并简化了全文,只是在局部作了极小的订补。他说:“中唐的史官在整理武后时代热衷于残暴行为的来俊臣及其同伙的资料、以编写酷吏传时,其立传的主要依据就是《御史台记》。这恐怕是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因此,关于周兴、傅游艺、丘神勣、索元礼、万国俊、郭霸、吉顼、姚绍之、周利贞、王旭等人,虽然《御史台记》的佚文已不存,但却有可能从《旧唐书》酷吏传中窥测到《御史台记》的原文来。”但是,在《旧唐书·酷吏·吉顼传》及《新书》本传中并不见有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因此司马光在《通鉴》中所记载的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可能并不是来自《御史台记》,而是采自民间传说。
(二) 史料的叙事方式
从这条史料的叙事方式上来看,此事系出自武则天本人晚年时的自述,由于自述史料的局限性,其可信度往往就会大打折扣。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由口述者本人自述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其可信度应该是较高的,但是由于历史叙事的结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由口述者本人讲述的历史的真实性才更应该引起史家的高度警惕。有人就认为:“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既包含着真实内容,也有想象成分,不仅难以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而且还掺杂有口述者的主观成分。正因为历史记忆具有‘不可信性',故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不断遭到质疑。”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yden White)也认为:“历史叙事是复杂的结构,经验世界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历史学家把不同的事件组合成事件发展的开头、中间和结尾,这并不是‘实在'或‘真实',历史学家也并不是仅仅由始至终地记录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重新描写事件系列,解构最初语言模式中编码的结构,以便在结尾时把事件在另一模式中重新编码。” 所以他反复强调:“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存有虚构成分” ，因为“所有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文学性'”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史籍非常注重史文之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认为,摛文叙事是史家必备之才,“非才无以善其文” ，“良史莫不工文”。自《左传》《史记》以来,追求叙事之工,讲究文采,一直是史家不断追求之史笔。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散文名家,他在修《通鉴》时非常注重语言叙事之美。有论者就指出:“《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对比《通鉴》与新、旧《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通鉴》对历史记载的描写更加具有文学色彩,而武则天驯狮子骢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化特征非常鲜明的叙事。
司马光以吉顼遭贬事,运用了倒叙、补叙、插叙等多种叙述手法,带出了吉顼因受到武则天重用,与武懿宗争功,居然鄙视诸武,引起武则天的不满而遭训斥;他日,武则天又借吉顼奏事时援古引今而大发雷霆,自述在唐太宗时驯狮子骢事而怒责吉顼,将其贬官,可以说将吉顼遭贬事件的来龙去脉,从头至尾比较完整地进行了叙述。从司马光叙述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来看,语言极其生动,人物个性鲜明,把吉顼受到重用时的自负、争功时的飞扬跋扈、奏事时的洋洋自得,与武懿宗的猥琐退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将武则天怒斥吉顼时的声色俱厉与吉顼遭到训斥时一下子又变得惶恐流汗、跪地求生的情节,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如闻其声。这样的叙事手法极大地提升了《通鉴》的文学色彩,相比之下,新、旧《唐书》对该事件的描写则要流于平淡无奇,甚至显得枯燥乏味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通鉴》所记载的这段武则天“自述”的真实性才更加令人怀疑。为什么如此情节生动的“史事”,除《通鉴》外,却不见于正史新、旧《唐书》和其他史籍? 难道他书的编纂者都没有注意到此事? 抑或像欧阳修那样,只是出于一种“文省于事”的无心删除之举,还是史家对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而有意去之? 如果武则天自述驯狮子骢事是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在同时代的各种公私史记杂纂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令人颇为费解的。
二
佛经故事对武则天驯狮子骢轶事建构的影响
历史记载追求的理应是客观真实,所以秉笔直书被当作史家的优良传统,历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推崇与大力提倡,实录精神也因此成为史家之共识。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史家在历史记载中要做到完全真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总会在有意无意间羼杂入神话、传说、故事等等虚构的情节和内容。这一点就连向来被称为“良史”的司马迁也概莫能外,尽管有班固“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的美誉,但也有人指出其中多有想象、虚构之处。季羡林曾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史书(主要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中对于帝王异相的种种描述如“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等,指出其显然不是正常人形象的真实记载, 而是佛教 “ 相好” ( 世尊有32相、80种好) 观念影响下的附会。陈寅恪也以曹冲称象和华佗事迹为例,指出“《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他还特别提醒治史者应当注意,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存在于此二人传之中。受陈寅恪和季羡林的启发,笔者认为《通鉴》记载的武则天自述驯狮子骢的这番豪言壮语,也并不是她本人的发明,而是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以佛经语为己语。武则天大概是因为受到佛典《诸经要集》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直接从《杂阿含经》《出曜经》《法句喻经》等记载的佛祖故事中得到灵感而临时编造出来的故事来威胁吉顼,因此拿此事来论证武则天年轻时即如何得果断有见识,实属不妥。
《诸经要集》,又称《善恶业报论》,全书共 20卷,为唐代僧人道世于显庆四年(659)编撰而成,系摘录经律论中有关善恶业报方面的记载并加以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一部佛教类书。《诸经要集》卷7《教诫篇》引《中阿含经》云:
时有调马师,名曰只尸。 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 我观世间甚为轻浅,犹如群马。世间唯我堪能调马,狂逸恶马,我作方便,须臾令彼态病悉现,随其态病,方便调伏。”佛告调马师:“聚落主,汝以几种方便调伏于马?”马师白佛言:“有三种法,调伏恶马。何等为三? 一者柔软,二者粗涩,三者柔软粗涩。”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种方便调马,犹不调者,当如之何?”马师白佛:“遂不调者,便当杀之。所以者何? 莫令辱我。”调马师白佛言:“世尊! 是无上调御丈夫。 为以几种方便调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种方便调御丈夫。 何等为三? 一者一向柔软,二者一向粗涩,三者柔软粗涩。”……调马师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种方便调伏众生,有不调者,当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当杀之。 所以者何? 莫令辱我。”
其中就提到了“调伏恶马”的3种方法,如果不能调伏,即当杀之。不过,没有提及具体调伏用的工具。
同书同卷又引《法句喻经》云:佛问象师:“调象之法有几?”答曰:“有三。 何谓为三? 一者刚(钢)钩钩口,着其羁靽。二者减食,常令饥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铁钩钩口故,以制强口。由不与食饮故,以制身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调一切(人)。亦以自调,得至无为。一者以至诚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贞故,伏身刚强。 三者以智慧故,灭意痴盖。持是三事,度脱一切,离三恶道。”
《法句喻经》虽然讲的是“调象之法”,但其法有三,即钢钩钩口、减食、捶杖。 其中有两个方法是用工具钢钩和捶杖来调伏大象的。
后来,道世又在总章元年(668)编成《法苑珠林》,就是在《诸经要集》的基础之上增益而成。据周叔迦考证:“此集即《法苑珠林》之初稿,作于显庆年中……迨后十年之间,增为百篇。每篇又增附以中土感应机缘,遂更名为《法苑珠林》……然此书自唐时即入藏流通,《法苑珠林》自南宋之末始编入大藏……《法苑珠林》卷帙繁多,此集精粹简要,观览力便,故得并存不废。”查《法苑珠林》卷48《诫勗篇·诫马部》,可以看出是原封不动地抄录了《诸经要集》所收载的以上内容。相比较而言,《诸经要集》成书早,又简明扼要,便于阅览,在唐代就被编入佛藏,得以流通;而《法苑珠林》则成书稍晚,加之卷帙繁多,不便于流通,直到南宋末年才被编入佛藏。不过,这些佛典对于武则天来说,应该都是很容易接触到的。从修成时间的先后、是否方便阅读的角度和在唐代传播流通的普及程度来综合考虑,武则天接触到《诸经要集》的时间应该比《法苑珠林》早。那么,武则天是否还有可能接触到比《诸经要集》更早的佛典? 笔者认为完全有可能。
《诸经要集》所称引的《中阿含经》内容并不见于今本该经,而是见于南朝刘宋时来华的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杂阿含经》卷33《道品诵》，该经于元嘉二十年(443)译出;而《中阿含经》最初是由昙摩难提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译出的,今已散佚,现存为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与僧伽罗叉于东晋隆安二年(398)重新译出的。道世在编纂《诸经要集》时误将《杂阿含经》的内容当作《中阿含经》收入,后来据此增修而成的《法苑珠林》又沿袭其错,以致后世以讹传讹。
另外,关于调马的记载还见于《出曜经》卷 19《马喻品》,曰:
如有善调马之士,以策御马,随意所如,不失本彻。马性刚直,复恐鞭捶,恒自将护,以虑为失……彼习定人,驭摄诸根,执意不乱,心无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驰……如马调御者,如彼调马人,见彼恶马,栊戾不调,著之羁靽,加复策捶,然后乃调。随意所如,无有疑滞。是故说如马调御也。
《出曜经》,又称《出曜论》,为后秦弘始元年(399)由凉州僧竺佛念译出。而《法句喻经》,又作《法句譬喻经》《法句本末经》《法喻经》等,为西晋末年沙门法矩与法立共同译出,《诸经要集》所引《法句喻经》文见于该经卷3《象品》。武则天完全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译出的佛教经典。
众所周知,武则天出生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其母杨氏虔诚向佛,唐朝僧人道宣等在《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沙门不合拜俗启》一首下注云:“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门,造像书经,架筑相续。入出宫禁,荣问莫加。” 又据武三思撰《望凤台碑》记载,杨氏明诗习礼,阅史披图,颇能属文。其父杨达死后,杨氏异常悲伤,“思欲托三乘之妙果,凭五演之元宗,永奉严亲,长栖雅志” 。后来,其夫武士彟死,杨氏又痛不欲生,“方祈净业,敬托良缘。 凭慧炬于幽途,舣慈舟于觉海。于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 可见杨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由于受到家庭熏陶,武则天从小就对佛教耳濡目染,陈寅恪说:“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薰习,自不待言”，他还引用敦煌文书《大云经疏》残卷中“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的记载,推测“武曌必在入宫以前,已有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之事” 。因此,武则天有可能从小就听说过《杂阿含经》《出曜经》和《法句喻经》等佛教经典中有关“调马” “调象”的记载。不过由于当时武则天年龄尚小(入宫时才14岁),涉事又浅,未必会刻意留心此类记载,并将其铭记在心的。笔者认为,武则天真正有暇接触到此类佛经,应该是在她出宫居感业寺为尼期间,也即大约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到永徽二年(651)七月的两年时间里。她当时正值二十六七岁的青春妙龄,又有在唐太宗后宫做才人的十几年的经历,应该说从心智到阅历方面都已经完全成熟。 僧尼的主要功课就是诵经拜佛,京城的皇家寺院自有精通三藏的大德的悉心指导,也有足够的佛家经典供这些出家为尼的先皇后宫们精研诵读。武则天自然不会甘心在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的陪伴下诵经念佛,了此一生,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已有的后宫经验,在真正接触到这些佛典时,自然会从中得到不同的感悟与启发,这将成为她以后重新入宫并走上政治舞台后可以不断汲取灵感的知识宝库。她既然能利用僧人伪造《大云经》为其黄袍加身造势,那么她借谙熟之佛经“调马”“调象”事编造出驯狮子骢的故事以震慑吉顼及驾驭群臣,也就不过是信手拈来之事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武则天在入宫之前可能听说过佛经有关“调马”“调象”的故事,但这些富含宗教寓意而又艰深难懂的佛教故事,究竟会给当时还是孩童的她留下多大的印象就很难说了,也许听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而她真正接触并了解到这些佛经记载应该是在她感业寺为尼期间,至于接触到《诸经要集》乃至《法苑珠林》的相关记载,则在她做皇后甚至改唐为周以后的事了。
从这些佛经中关于“调马”和“调象”的故事寓意来看,都是佛祖用来比喻调服众生的。 这与武则天以驯狮子骢事来慑服吉顼以及罗大经所说的“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杂阿含经》中佛祖以调马师所说的3种调服烈马之法来比喻调伏众生,在《出曜经》中佛祖以调御烈马来比喻习定之人驭慑心性,在《法句喻经》中佛祖则以3种调象之法来比喻调度一切人。显然武则天自述的驯狮子骢事是揉合了佛经所说的“调马”与“调象”二事后自我套用为其中角色而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而司马温公未察其实,又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而编入《通鉴》之中。于是后世学者对之也坚信不疑,以致将它当作武则天成长过程中人格形成的一个关键证据,其实可能都落入了武则天精心设定的叙事陷阱。
三
狮子骢的来源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虽然武则天驯狮子骢事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一则虚构故事,但它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在叙事结构和内容上明显受到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外,故事本身还有一些西域元素也很值得玩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互动、传播和影响的某些痕迹。
狮子骢,本作“师子骢”,“狮”乃后造本字。它是指一种马鬃长及拖地的青白杂毛色马。狮子骢应是来自西域的一种名马或其遗种。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5记载: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曰“师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鞴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硙,鬃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矣。
这段文献中提到隋文帝时,大宛国进贡来一匹“师子骢”,也是无人能驯服得了,唯有郎将裴仁基将其制服。隋末,此马流落民间,不知所在。后来,唐太宗访得此马,产有5驹。据此可知,唐太宗时武则天驯服的“师子骢”,可能就是这匹来自西域“大宛国”进贡的千里马之遗种。大宛,为汉代西域古国,大约位于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中游谷地。 其地自古以来就以出产汗血宝马而闻名,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时,为了获取汗血宝马,甚至不惜发动过与大宛的两次战争。南北朝以降,此地成为昭武九姓粟特胡人的统治之地,史称破洛那(Ferghana),或钹汗、钹(拔)汗那、跋贺那等名。据《隋书·西域·钹汗国》载:
跋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又据《册府元龟》卷 970《外臣部·朝贡三》载:
(大业)十二年二月,真腊国、婆利国并遣使贡方物。附国、汗、挹恒(怛)、末国、史国、波斯、漕国、焉耆等国,大业中并遣使朝贡。
以上两条记载为史书中仅见的有关隋朝时跋汗国入贡事,应该指的是同一件事,但却都是发生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并不是隋文帝时。 那么,《朝野佥载》所记究竟为史实,还是传说呢? 这就要联系当时西域的形势做具体分析。 当时统治西域并控制丝路中亚段路线的为西突厥,钹汗那即在其控制之下。据《旧唐书·西突厥传》载:“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 所以,笔者认为隋文帝时所谓“献千里马”的大宛国仅仅是标示了这匹“师子骢”的来源地为钹汗那故地,而实际进献者大概是西突厥,或者是钹汗那(大宛)随从西突厥使团一起来入贡的。后人记事不太严谨,就将其写作“大宛国献千里马”。有人研究,隋朝时西突厥来使共有7次(见表1)。
表1显示隋文帝时期西突厥来使有3次,隋炀帝时期有4次。作为以游牧民族立国的西域诸政权,在遣使来朝时贡献良马应在情理之中。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二月己卯,遣司朝谒者崔毅使突厥处罗,致汗血马。” 此次随崔毅入朝的西突厥使者贡献的汗血宝马就应该是来自大宛故地钹汗那。因此,《朝野佥载》所载隋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也并非不可能,只是不知是跟随哪次西突厥使团一起入贡的。
不过,从《佥载》还提到“郎将裴仁基”训马事,推测大宛所贡献的这匹千里马“师子骢”,可能就是隋炀帝大业四年崔毅出使西突厥后西突厥使团随崔毅来朝时所献的汗血宝马。 据《隋书·裴仁基传》载:
河东裴仁基……少骁武,便弓马。开皇初,为亲卫。平陈之役,先登陷阵,拜仪同,赐物千段。以本官领汉王谅府亲信。炀帝嗣位,谅举兵作乱,仁基苦谏。谅大怒,囚之于狱。 及谅败,帝嘉之,超拜护军。数岁,改授武贲郎将,从将军李景讨叛蛮向思多于黔安,以功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赐奴婢百口,绢五百匹。击吐谷浑于张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斩获寇掠靺鞨,拜左光禄大夫。从征高丽,进位光禄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据洛口,令仁基为河南道讨捕大使。
根据此传,大致可以列出(推测出)裴仁基的履历(见表2)。
将表1和表2相印证,可知隋炀帝大业四年二月,西突厥使团随崔毅来朝献汗血宝马时,裴仁基当时正好任武贲郎将,所以才会有《佥载》所记的“郎将裴仁基”驯狮子骢事。由此可见,唐太宗时的狮子骢应为隋炀帝时西域进献的汗血宝马之遗种。
其后,唐史中屡见有关于狮子骢之记载,则为此类毛色品种之名贵马的通称。唐玄宗时,宫廷御马中有一匹狮子骢。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谨编选的《溥仪赏溥杰皇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下)》中提到一幅《李公麟临韩幹师子骢图》 (77号)。韩幹是盛唐时著名画家,善画马,据《宣和画谱》卷13《畜兽一》载:
韩幹,长安人。王维一见其画,遂推奖之。官止左武卫大将军。天宝初,明皇召幹入为供奉。时陈闳乃以画马荣遇一时,上令师之,幹不奉诏。他日问幹,幹曰:“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开元后,天下无事,外域名马重译累至,内厩遂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花)之乘。幹之所师者,盖进乎此。所谓“幹唯画肉不画骨”者……自成一家之妙也。
韩幹是唐代著名的画马名家,盛唐时内厩有大量从西域进贡来的名马,韩幹就是以它们为“模特”,而不拘泥于前人画风,最终自成一派。 宋代御府收藏有韩幹的画作多达52幅,其中大多画的是各种骏马图。李公麟是北宋杰出的画家,他不但善画人物,而且更擅长画马,苏轼曾称赞他:“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 《五马图》即其代表作。据说他画马就是从临摹韩幹的画作开始入门的。据《宣和画谱》卷 7《人物三》载:
文臣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也。熙宁中登进士第。父虚一,尝举贤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赠左朝议大夫,喜藏法书名画。公麟少阅视,即悟古人用笔意……绘事尤绝,为世所宝……公麟初喜画马,大率学韩幹,略有损增……尝写骐骥院御马,如西域于阗所贡,好头、赤锦、膊騘之类,写貌至多……由是先以画马得名。
李公麟画马不但师法韩幹,而且也像韩幹一样以内厩所贡西域名马为写生对象,所以他初出道即以画马而闻名。宋代御府藏有他的画作更是多达107幅,其中就有两幅临摹《韩幹画马图》,估计其中就有那幅传世的《李公麟临韩幹师子骢图》。
唐代宗也有一匹坐骑狮子骢,曾御赐迎请著名的佛教密宗高僧不空和尚。据唐人赵迁《不空三藏行状》载:
(大历)五年夏五月,诏请(不空)大师往太原台山修功德。是岁也,有彗出焉。法事告终,妖星自伏。季秋,屈于京师。皇上以所乘师子骢并御鞍辔,遣中使出城迎大师。大师固辞,恩命不许。乃乘之入对,皇上大悦。
此事在宋僧赞宁撰写的《宋高僧传·不空传》中也有记载。唐代宗以御驾狮子骢迎请不空大师,显示出统治者对佛教高僧的尊崇。
还有一种神驹称“狮子花”,有人认为就是“狮子骢”,应该是不确切的。 杜甫在《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中曰:“昔日太宗拳毛,近时郭家狮子花。”明代王嗣奭《杜臆》卷6 曰:“‘拳毛'‘狮子花',乃当时最有名之马,识者多矣。”拳毛 ,为唐太宗生前非常喜爱的一匹骏马,曾刻石立于昭陵,为“昭陵六骏”之一。葛承雍认为,这是一匹来自中亚腹地的胡马遗种。至于“郭家狮子花”,据说是郭子仪在收复被吐蕃占领的京城长安后,唐代宗御赐的一匹骏马,名曰“九花虬”。据唐人苏鄂《杜阳杂编》卷上载:
代宗广德元年,吐番(蕃)犯便桥。 上幸陕,王师不利……是月,副元帅郭子仪与大将李忠义、渭北节度使王仲昇克复京都,吐番大溃。上还宫阙……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鞍辔以赐,子仪知九花之异,固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长六尺余。九花虬,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按:《太平广记》卷435《代宗九花虬》条引《杜阳编》作“李怀仙”)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麟,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披九花文(纹),故号为“九花虬”。亦有师子骢,皆其类……既复京师,特赐子仪,崇功臣也。
据此可知,唐代宗将自己的一匹坐骑“九花虬”御赐给了郭子仪。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 55《马·九花虬》条也引述了《杜阳杂编》,并曰:“杜诗‘近时郭家师子花',注‘即九花虬'也。”从《杜阳杂编》“九花虬”后自注曰:“亦有师子骢,皆其类。”可见这应该是两种不同称谓的骏马。“师子骢”,是指其鬃毛似狮子;“九花虬”,则是指其花纹似“九花”。“九花”,据说是菊花的别名,因在农历九月开花,故名。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九花山子》载:“九花者,菊花也。”清人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之117也曰:“名类纷繁色色嘉,秋来芳菊最堪夸。如何偏改幽人号? 高唤街头卖九花。”自注曰:“都门菊花,种类颇多,满街高呼,助人秋兴。 然称其名曰‘ 九花',殆以菊至九月盛开故耶!”有人认为该马因“拳毛”,身披像菊花样的“九花纹”,故名。 虬,是古代传说中有角的小龙,又称虬龙。从西域传来的宝马,常被称之为“天马”,或“龙马”。可见“狮子骢”与“狮子花(九花虬)”是两种不同花色的骏马。
四
结论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是关于她的早期生活尤其是她在做唐太宗宫中才人时的事迹,文献记载却很少。《资治通鉴》中留下了一条她早年驯服狮子骢的史料,却是出自她晚年自己的私人回忆,且不见载于正史及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公私纂记,所以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通鉴考异》说此事采用了唐人韩琬《御史台记》的记载,但是由于该书早已失传,只有一些零星的佚文还散见于古籍中,也不见有关于此条史料的任何信息,所以也很难通过韩记来窥见其事之原貌。笔者认为此事是武则天受到从六朝以来就翻译出来的一些佛典中有关“调马”与“调象”传说的启发,而编造出来的自我“神话”故事,目的是借以震慑和驾驭群臣而已。司马温公未察其实,又误将其当作真实的历史而编入《通鉴》之中。于是后世学者对之也坚信不疑,以致将它当作武则天成长过程中人格形成的关键证据,其实可能都落入了武则天精心设定的叙事陷阱。
尽管此事可能是武则天虚构的,但它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域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因为此事除了在叙事结构和内容上明显受到了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外,还有一些西域元素也很值得注意,如狮子骢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汗血宝马。由于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空前畅通,从西域进贡来的狮子骢之类的宝马屡见诸于史载。 因此,武则天驯狮子骢的故事,可以说也反映了一些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传播和相互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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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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